原标题:为什么不能说“东南沿海养活了全国”?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坤 | 北京报道
近期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经济数据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2022年上半年,全国GDP同比增长2.5%,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市江苏(1.6%)、上海(-5.7%)、广东(2.0%)上半年经济增速落后于全国平均值,浙江(2.5%)与全国平齐,只有福建(4.6%)超越全国平均值。
上述东南沿海5省市占全国GDP比重超过1/3,其经济增速自然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在全国各个经济、财税总量数据中占比较大,近年部分数据的占比还有继续扩大趋势,也让沿海经济大省和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差距屡屡成为热门话题。
如何看待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经济大省怎样带动其他省份协调发展?如何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的大梁,发挥保障国家财力的主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多位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领域专家。
东南沿海经济增速慢下来了?
影响因素:自身规模、疫情、国际形势、产业转型
对于东南沿海经济大省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专家的视角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外部影响其实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美国加息,一个是俄乌冲突,对吧?”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他认为外部影响并非主要因素:美国加息在短期内导致全球经济有衰退的迹象,但并未大幅影响中国出口;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但大宗商品对中国总成本的影响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苏剑认为,沿海经济大省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值,首要原因是自身规模大,其次是受疫情影响。
“首先因为发达省份已经高速增长多年,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自然会降下来,有这么个趋势,就算是没有疫情,也一般会低于全国平均值;其次,确确实实这些省份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最明显就是上海。”他说。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则认为,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在挤压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倾向,中美经贸摩擦就是非常明显的变化”,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保门槛都在大幅度提高,靠大进大出、加工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很难再持续,而且一部分产能已经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对东南沿海,特别是长三角影响较大。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则认为,影响东南沿海省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转型;第二是西方对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打压,这些产业在东南沿海省份发展较快;第三才是疫情的冲击。
“产业转型升级是最关键的。”曾刚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还是很大的,比如以前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省份、东南亚转移力度很大,其规模大幅萎缩。这些传统产业以前在东南省份占比较大,大规模外迁以后,无疑会使得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速慢下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会牺牲一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但这是转型升级必须经历的阶段,是成长的烦恼。”
不是对抗,而是合作
沿海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理所应当
几乎所有讨论东南沿海经济大省和中西部省份经济差距的帖子下面,都有各地网友的争论,常常还带着火药味。比如,沿海经济大省的一些网友认为,经济大省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为不发达省份“输血”,甚至认为是少数经济大省“养活”了其他众多省份;而其他省份的一些网友则认为,经济大省“占了政策的便宜”,还“吸”走了劳动力、资金、能源等各种资源,应当多承担一些带动其他省份发展的责任。
“很多网友可能受到一些统计数据和情绪的影响,实际上很多认识是不正确的。” 肖金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如果算账的话先要算历史账,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中西部生产的煤炭、电力等生产要素价格都是按计划价提供的,东部生产的消费品按照市场价进入市场,直到现在能源的价格仍然由国家控制,这无疑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带来很大的利益。”
肖金成认为,东南沿海的发达,除了临海的区位优势,也确实离不开政策的倾斜,“没有对外开放,不搞国际贸易,不吸引外资,沿海地区还有没有优势?为什么4个特区都在东南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也在沿海?就是让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中西部发展。因此沿海地区带动和支持欠发达地区是理所应当的。”
“全国一盘棋的意义就在于有的在生态上作贡献,有的在经济上作贡献,西部地区生态比较脆弱,保护生态就是在作贡献。”肖金成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南北合作模式是“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北方的煤炭等资源运往南方,现在,东北的大米和玉米要运往南方,因为南方大量的土地用于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这也是全国统筹,一个省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曾刚认为,东南沿海与内地之间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内地为东南沿海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品市场,但反过来,东南沿海也为内地提供了输出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的市场。与进口相比,内地生产的原材料、能源并不具备价格和品质优势。
“像西南一些省份,在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地方收入不是来自省内企业的经营,而是来自家乡农民工基于省外打工的汇款。对很多农民工而言,在家乡不能充分就业,低效就业,还不如去沿海打工,把钱汇回来,这样不是更好?”曾刚说,“通过各省份之间人员、商品交流,让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这不仅提高了总体效益,而且还实现了合作共赢。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我跟你交往我吃亏的现象。”
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各地良性竞争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认为,不同省份之间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让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然后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价格,这样当然就不存在‘谁养活谁’或‘谁占谁便宜’,不同省份之间的关系就理顺了。”苏剑说,他认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向,会在各个省份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关系。“这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用人环境不好,或者商业环境不好,企业不愿意投资就走了,这就逼着各地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和用人环境,把各种制度建设好。如果非要把要素流动限制住,一些地方可能缺乏改善营商环境的动力。”
苏剑认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政府在该干预的地方也要积极干预,比如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等。
在德国生活过多年的曾刚,用二手车交易的例子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还应加快构建,“在德国不用的汽车可以卖到非欧盟国家土耳其,交易非常容易,没有一点问题。而在国内,至少在前几年,上海买的车到安徽或浙江上牌,或者二手车跨省交易,还是非常困难,各地对本地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排他性措施不少。”
在曾刚看来,目前各省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融合还不充分,一些地方保护或行政边界分割有待打破,“比如西南某省有些中草药生产,如果按照‘揭榜挂帅’来运营,谁干得好就交给谁干。效率会高很多。现在只是做到了省内‘揭榜挂帅’,而没有做到国内各省份之间相互‘开放’、效率优先。”他认为,上海浦东之所以发展很快,就是因为当时在全国招聘干部和工作人员,昆山和深圳快速发展的秘笈也在如此。
单纯看经济总量比例并不全面
协调发展也要看人均指标
如果各类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会不会进一步向相对更发达的东南沿海经济大省聚集,在东南沿海形成更多超级城市群,而西部欠发达省份会愈发地广人稀?
肖金成认为,这种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不容易改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在各类总量经济数据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这也符合空间经济学原理。
但他同时认为,看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不能将之简单理解为GDP和人口总量的趋同或占全国的比例趋同,“不能将协调简单理解为平均,追求经济总量或速度,你发展多快我发展多快,你占比多少我占比多少,更要重视各省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变化”。
“发展经济离不开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流动会带来人口的变化。经济要素的集中和人口集中应是同步的,GDP占比高的省份,人口占比也应同步提高。另一方面,人口流出的省份人口少了,人均GDP就会提高。这样各地区人均GDP的差距会趋向于缩小。同时,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与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均等,这样各区域就实现了协调发展。”肖金成说,“现在的问题是劳动力转移没有带来人口的同步转移,农民工的家属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还留在原籍,造成GDP和人口的不匹配。在东部地区工作的农民工也没有享受和当地居民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
苏剑也认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要素很可能会进一步往东南沿海聚集,但他也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只关注各省份总量数据,“欠发达地区的人迁移到了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然后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是动不了的,对吧?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均自然资源就增加了,所以你要是看总量的话,这些中西部省份可能占比下降,但你看人均GDP的话,他们可能上升了。”
他认为,西部一些地区淡水资源太少、生态脆弱,发展工业容易破坏环境,人口迁移之后,人均资源占有量增多,发展旅游业更容易富起来。
曾刚则提醒大家,不仅要关注省与省之间的协调发展,也不要忽视省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一些欠发达省份同时也是产粮大省份,如果能通过乡村振兴让农民富裕起来,通过产业现代化改造让欠发达地区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自然也有助于解决不同省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